当猫不在时,老鼠一定会出来玩儿,不是吗?  只需看看中国共产党周日做出的决定就能意识到,这是独裁者的春天。中共决定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将让习近平能无限期地持续当权,而且没有人需要担心美国对此的看法。  仅仅是“主席”或“总理”现在真过时了,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东西。  习近平想当皇帝,而不是国家主席。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想当沙皇,而不是总统。土耳其的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想当哈里发,而不是总统。埃及的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想当法老,而不是总统。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想当国王,而不是总理。伊朗的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已经有了当下最令人垂涎的头衔——最高领袖,而且他执意要保留这个头衔。正是季节。  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曾经说过:“道德世界的弧线很长,但它朝着正义倾斜。”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十年来,这个弧线在几个非常重要的国家里似乎在迂回。“历史的弧线看起来不像是在朝着正义和自由倾斜,而是朝着1930年代倾斜,”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说,他是《使命失败: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与世界》一书的作者。  虽然这样做很诱人,但我们不能将这种趋势归咎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一人——尽管他不仅不担心外国的强人,而且在普京和习近平的情况下,特朗普似乎敬畏他们,甚至可能羡慕他们。  事实上,如果你画一张《纽约客》卡通那样的世界地图的话,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这张地图会以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白宫和马阿拉歌庄园(Mar-a-Largo)为中心,它们都在墙里边,墙外边只有特朗普品牌的高尔夫球场、特朗普担任“环球小姐”选美大赛主席期间得胜的国家、曾经投资特朗普集团(Trump
Organization)的外国寡头,以及用旗帜表示的朝鲜和设在耶路撒冷的美国大使馆。其他地方都会是标记着“粪坑”的斑点。  但老实说,特朗普也反映了这个国家在推动民主上感到的普遍疲劳。“这是9·11之后开始的,是布什陷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泥潭的结果,”
曼德尔鲍姆说,他是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学家。“后来的2008年金融危机加剧了这种疲劳感。奥巴马认为,如果我们撤出插手中东事务,那会对美国和中东都更好。再后来,我们有了特朗普的毫无意义的自我迷恋,他判断外国领导人的依据不是人权,不是他们支不支持民主制度,就连他们支不支持美国都无关紧要,而是他们对他赞扬了多少。”  热烈欢迎了特朗普之后,你可以想压扁多少民主抗议者就压扁多少。  但话说回来,谁会把我们如今的民主制度看作是效仿的典范呢?入主白宫的竞选需要花10亿美元,国会已经成为合法贿赂的论坛,我们的总统自从上任以来,已经讲了大约2000个谎言和误导陈述——他所在的政党并不在乎这些,对枪只的崇拜让国会成了人质,用计算机设计出来的不公正的选区划分,让候选人能够挑选自己的选民,而不是由选民来挑选他们。  我们现在也有我们自己的主要官方电视台,那就是《福克斯新闻》(Fox
News),这家媒体把我们的总统当作“亲爱的领袖”来对待——就像是中国的《人民日报》对习近平做的那样。  这是你会站在坦克车前去引进的民主制度模式吗?  其他的趋势也在起作用。一个是寻求稳定。比如,在俄罗斯、伊朗和埃及这样的地方,人们在反思他们最近的民主革命失败——或者他们看到,叙利亚和利比亚在民主革命之后,出现了霍布斯所描述的没有巨人利维坦时的混乱——他们想到的是一个有名的阿拉伯谚语(或当地语言的翻译):“宁可要100年的暴政,不要一天的无政府状态。”所有这些国家的铁腕人物都非常善于利用人们对不稳定或无政府状态的恐惧。  此外,在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片地区,气候变化和治理崩溃的组合,使当今世界上的难民人数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难民们都在试图逃离“无序世界”,进入“有序世界”。  事实证明,大量的难民对所有这些铁腕人物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吓唬人的东西,这些强人把带有历史使命感的志在必得的民族主义——“只有我才能让我们的国家重返它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
——与声势浩大的捍卫国家主权结合起来。这种做法对增强他们掌握权力和控制边界很灵,还可以转移人们对他们及他们的亲信正在偷国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职场以及社会规范的快速变化,对一些人来说有点过快,使得他们想找到一位要修一堵大墙的领导人,用这堵墙来挡住变换之风,把他们带回到1950年代。  最后还有技术。技术对动员抗议者走上广场很好用。技术也让独裁者能使用面部识别、网络间谍或数据挖掘来更有效地追踪、逮捕和镇压所有的抗议者。  从长远来看,我对这个阶段将成为过去仍充满希望。这些铁腕人物给人们带来的稳定和临时的快感将被证明是虚幻的。思想和人的自由流动、以及有规律的轮换掌权将被证明是实现更高利益的更好的工具。但是,除非我们在美国再次确定这些东西的有效性,这个阶段不会成为过去。如今的情况并非如此。  猫不在是有原因的。它迷路了。

摘要: 参考消息网4月25日报道
《华盛顿邮报》称,如果杜鲁门或艾森豪威尔实施像今天的奥巴马或更加危险的特朗普那样的外交政策,那么这个世界现在会是什么样?    从阿富汗归来的美军士兵抵达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陆军基地。新华社资料图  参考消息网4月25日报道
《华盛顿邮报》称,如果杜鲁门或艾森豪威尔实施像今天的奥巴马或更加危险的特朗普那样的外交政策,那么这个世界现在会是什么样?  据《华盛顿邮报》3月27日报道称,奥巴马对试验性地从中东撤军负有责任,美国一直认为中东地区至关重要。特朗普将加速这一撤退,而且将使之全球化,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贫困的国家”,正如他近日对《华盛顿邮报》编辑部所说的。  现实情况已迫使奥巴马放弃了其试验的某些内容,但它一度包括从伊拉克撤出所有美军;打算在阿富汗也这么做;在废黜了利比亚独裁者后放弃利比亚;不冷不热地支持“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拒绝帮助打击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的人,而奥巴马说,他支持推翻巴沙尔。  奥巴马制定这一政策是因为,他认为(正如《大西洋月刊》记者杰弗里·戈德堡对奥巴马进行专访后所提到的)“中东无法搞定,在他的任内做不到,今后二三十年也做不到”。  换言之,该地区的国家不太可能成为民主国家,在经济上也不太可能成功。美国的资源可以更好在用在奥巴马所谓的“本国建设”上,以及用在与亚洲更重要的关系上。厌战的美国选民反对把美国的军队留在中东。  现在,试想一下,如果杜鲁门在二战后实施了类似的试验。那场毁灭性的战争之后,美国人远比奥巴马担任总统时更加厌战。当时很多人认为,现在是回家的时候了,让欧洲和日本人自己应对吧,包括苏联的威胁。  当时,没有人指望日本和德国能成为可靠的民主国家。那时的美国也远比现在贫穷。  然而,杜鲁门保持了在德国和日本的驻军,而且驻军持续了70年之久,只是偶尔会有美国选民表示不满。国会和总统把纳税人数以千万的美元投入到了两国的重建当中。他们致力于多年的占领,并实施了民主制度。  当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认为韩国有朝一日会成为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盟友的想法似乎更加古怪,更不用说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的民主国家了。然而,艾森豪威尔和国会仍继续在那里派驻美军,这一部署持续了60年,在国内也几乎没有遭遇反对。  人们都知道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民主在专家坚称不适合民主存在的土地上繁衍开来。欧洲、东亚与北美一样变得非常现代化,这反过来帮助美国变得更加富有。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的中等家庭收入从1945年的2.7万美元增长到了现在的6.2万美元。美国军队的持续存在帮助维护了欧洲和东亚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杜鲁门总统。  相比之下,奥巴马削减费用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伊拉克不堪一击的稳定被新一轮的派系战争所取代,一个邪恶的恐怖主义国家出现。叙利亚被战争搞得四分五裂,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导致了美国官方所谓的大屠杀,恐怖主义和难民流威胁到了整个欧洲大陆的稳定。与意大利隔地中海相望的利比亚也陷入混乱之中,一个新的“伊斯兰国”前哨基地在那里扎根。  当然,情况不一。德国不是韩国,不是伊拉克。也不能保证,美国的持续驻军和长期承诺就一定能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是,很难想象事情还能更糟——或许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奥巴马不愿意在伊拉克重新部署5000名士兵以及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实施的上千次空袭。  这一灾难最荒谬的后果可能就是它成为支持了特朗普等孤立主义者的证据。如果情况如此之糟,难道这不是在表明,美国就应该放弃然后回国吗?  撤兵的诱惑从未远离美国政治的表层。几十年来,美国人一直在抱怨盟友没有承担本应承担的责任。美国的盟友看上去还不如今天的中东更值得获得帮助,美国与所有盟友都发生过喧嚣的争执——与日本在贸易问题上,与德国在导弹部署问题上,与韩国在人权问题上都发生过争执。总有美国人在问,为什么我们要把本可以花在国内的钱去给别人花呢?对此,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总是有一些政治家为了美国的领导地位而担负起艰巨的责任,比如杜鲁门和肯尼迪,里根和克林顿。这一传统现正处于危险之中。